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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常被问到，是什么让观众和演员都如此倾心于‘大悲’——这是大伙儿对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亲切称呼。或许，这个昵称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，仿佛它不只是一个剧名，而是某种情感寄托。在雨果笔下，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个体，情感真挚恒久，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下的你我。”回顾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风靡全球40年的传奇历程，制作人卡梅隆·麦金托什评价道。
2025年12月28日，上海大剧院，蓝白红的炫目灯光与回肠荡气的音乐交汇的最后一刻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上海站演出圆满落幕。
56天连演65场，这部传奇巨作在上海演出的两个月内盛况空前：场场爆满、口碑狂飙、全城热议。“抢票生死战，先到先得”——这是《悲惨世界》当年搬演至伦敦皇宫剧院时的开幕口号。如今，这部全球最长寿的音乐剧之一，无论在哪里演出都是“一票难求”。
2025年11月4日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上海站首演现场的观众（受访者提供/图）
“从2012年电影版开始入坑，那时便暗下决心，总有一天要看现场版。当初官宣上海时，我便飞速订票。即使没有公布卡司，即使演出在近一年以后，即使离我的城市隔了大半个中国，我还是订了，只因为它是《悲惨世界》。”一位剧迷（网名“Technicolor-Beat”）分享“抢票”时的决心和兴奋。
2024年12月24日，《悲惨世界》上海站演出开票，64场的门票迅速售罄；2025年，加座场开票，上线即秒空。上海站演出整体卖座率达102%，超11万人次走进剧场，项目收入突破1.1亿元。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表示：“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观众，第一次接触到音乐剧这个形式就是《悲惨世界》。时隔23年，它依然可以跨越语言和年龄，找到更多喜爱它的年轻观众，这就是经典的魅力。”
早在2002年，作为首部登陆中国大陆的西方经典音乐剧，《悲惨世界》在上海大剧院开启了中国音乐剧市场的“破冰之旅”，彼时21场演出的票房神话，启蒙了一代音乐剧观众。此次40周年纪念版回归，将全国剧迷的热情推向高潮。从十岁孩童到七十余岁的长者，观众群体几乎覆盖全年龄段，外地观众占比近60%，北京、广州、杭州、成都等地的剧迷组团观演，有伦敦西区的观众打“飞的”来沪，更有“大悲”铁粉累计观看三十余场，用热情印证了这出剧目穿越时空的魅力。
“尽管剧名看着不那么讨喜，《悲惨世界》依然成了我们的知己和旅伴——我们阅读它、聆听它、观看它，再亲切地叫它一声‘大悲’！”麦金托什说，“这个跨越时代的故事，令观众产生难以言说的归属感。故事里的弱者要拼尽全力才能被听见，有时甚至要用生命换取自由。但也正是在那些至暗时刻，他们找到了爱、生活、欢笑，还有人性中最可贵的一点——无论多大的风都吹不灭的生命意志。”
自1985年10月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首演至今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足迹遍布57个国家和地区、455座城市，被翻译成22种语言，上演超过6万场，先后斩获190多项大奖，全球观赏人次超过1亿3000万，作品中的多首歌曲早已深植观众的记忆。
很少有一部音乐剧可以在40年间不断感动世界、引发共鸣。是什么让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股潮流？
音乐剧金牌制作人麦金托什亲自监制了《悲惨世界》，他促成了法国词曲作者阿兰·鲍伯利、克劳德-米歇尔·勋伯格与英语创作伙伴的合作，使这部作品成为不可复制的经典。
鲍伯利与勋伯格是音乐剧界公认的词曲最佳搭档。鲍伯利擅长从文学文本中提取“人物的命与魂”，他拥有罕见的叙事敏感度，能在雨果的浩瀚世界中找到最适合用音乐表达的“人性核心”；勋伯格古典根基深厚，对戏剧的音乐节奏有着近乎本能的判断，他创作的旋律不只“好听”，而且“推动人物成长”，会将人物的命运写进音乐的主题。
1970年代，两人在巴黎凭借首部音乐剧《法国大革命》声名鹊起。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他们此前在纽约观赏的安德鲁·劳埃德·韦伯的经典音乐剧《万世巨星》，那次观剧体验让他们意识到，流行音乐的创作者同样能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找到一席之地。
“在音乐剧领域，法国几乎一片空白，这里会演一些过时的轻歌剧，但仅此而已。我们两个生活在法国的年轻人想去做些毫无经验可循的事！”鲍伯利回忆，1977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观看了音乐剧《雾都孤儿》，剧中机灵的扒手，让他想起了《悲惨世界》里的街垒上的小男孩伽弗洛什。次年，他与勋伯格一起开始改编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。
1980年，《悲惨世界》的概念专辑率先发行。同年9月，音乐剧在4500座的巴黎体育宫上演，3个月吸引了50万人次前来观赏。两年后，麦金托什找上门来，提出制作英文版的《悲惨世界》。三人首次在巴黎聚餐。内向的勋伯格假装不懂英文，将对话重任都交给了鲍伯利，他们很快就发现麦金托什极具潜力。“他不仅艺术修养深厚，还具有非凡的融资和管理才干，我们或许写了一部伟大的音乐剧，但是麦金托什将它铸就为一个奇迹。”
为了制作英文版《悲惨世界》，麦金托什邀请了赫伯特·克雷茨默撰写英文歌词，并找到音乐剧《猫》的导演特雷弗·纳恩前来执导，纳恩又约上老搭档、联合导演约翰·卡德加入团队。
曾在百老汇演出《西贡小姐》两千四百多场的演员王洛勇（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主任）评价《悲惨世界》：“一部伟大音乐剧的诞生，既需要鲍伯利与勋伯格这样的词曲作者，如建筑大师般精心绘制蓝图；也离不开克雷茨默这般具备‘精炼师’功力的词作者，以及纳恩与卡德这样善于营造‘舞台空间魔术’的导演的点睛之笔；更依赖麦金托什这样善于统筹的‘工程总指挥’所发挥的关键作用。”
作为“百老汇华裔第一人”，王洛勇回忆，1995年夏至2021年冬出演《西贡小姐》期间，他曾多次受到鲍伯利和勋伯格的鼓励。“从初次选角面试起，他们便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英文发音……后来我获得‘工程师’一角，只要他们有时间，总会来到我的化妆间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，将具体建议逐条告诉我……勋伯格总把我拉到一旁轻声提醒：‘请不要随意使用滑音和颤音。’他们对我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：无论如何，就用你的感觉去讲故事！”
在英国作家玛格丽特·维默特看来，“鲍伯利和勋伯格的音乐剧世界有一个核心主题——身份认同”，这不仅体现在冉阿让那一曲极具代表性的自省之歌《我是谁？》，还有（革命者）安灼拉在咖啡馆向众人发起的高呼：“让我们每一个人，都确定自己的身份！”
也许，每个走进剧场的观众，都曾在“大悲”的旋律中询问过“我是谁”，也曾在某一刻被触动，确定自己的身份。2024年，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曾响起剧中名曲《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？》，全球观看人数超过7亿，这首激昂的号召之歌，已超越了剧场，成为无数人心中对希望的呐喊。
“2002年，我们随《悲惨世界》初次来到中国，诚惶诚恐。中国观众会喜欢音乐剧吗？会喜欢这部剧吗？我们在此看到第一个与《悲惨世界》相关的作品是由小说改编的连环画，而后就看着观众踏进当时崭新的上海大剧院。但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经历的一样，小说的魔力随着歌词和音乐飘荡在这个美丽的剧场四周，观众的脸上挂着泪痕。那一刻，我们意识到人性超越了国界和文化，同大于异。”这是鲍伯利和勋伯格的回忆。
上海大剧院首任艺术总监钱世锦回忆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来华“破冰之旅”得以促成，前后经历了数年的重重考验和挑战。
1988年冬天，时任上海交响乐团总经理钱世锦在赴美考察期间第一次接触《悲惨世界》。“此前，我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剧。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期间，我曾系统上过两年《西洋音乐史》，了解的都是歌剧、交响乐、芭蕾等艺术形式。到了纽约，一个老同学对我说：‘你到这里不去百老汇看场音乐剧，等于没来过美国！’他给了我些剧目，我就选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名著《悲惨世界》改编的音乐剧。不料，几天后，朋友回复：‘《悲惨世界》的票子一年前就卖完了！你这次看不到了！’”
钱世锦回想，当时自己对音乐剧不甚了解，没在意。在洛杉矶时，助理帮忙买到了当地《悲惨世界》的票。“位置很差，三楼倒数第二排，从山头往下俯看。尽管我听不懂英文歌词，但台上的一切——音乐、灯光，让我从头到尾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。特别到最后，马吕斯唱起《空桌椅》，追忆他昔日牺牲的战友们，我听得泪流满面。我边看边想，这么精彩的音乐剧，何时才能引进中国？”
八年后，钱世锦被调往正在筹建中的上海大剧院，负责策划开幕后的剧目演出，他就想着把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纳入演出计划。1997年，钱世锦和团队成员去麦金托什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亚太总部谈判，“记得当时那位总经理还挺傲慢，都没请我们进他办公室，就在前台问了我们一个问题：你们有没有一架波音747货机？”
麦金托什公司提出，要把《悲惨世界》搬上大剧院舞台，必须要有飞机运送全部舞台道具。当时，国内主要采用海运。于是，钱世锦四处联系租借货机事宜。从上海到北京，从客机问到货机，还要寻找提供“门对门”的货运服务……这只是谈判开始的第一个难题，为确保演员每天能穿到整洁的戏服，大剧院还斥资为这次演出买了两台大型干洗机……经历四年多的谈判，钱世锦和他的同仁们齐心协力克服了种种挑战，直到2001年最终与麦金托什公司达成协议：《悲惨世界》将作为中国第一部引进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典音乐剧于2002年6月下旬来到上海。
“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，上午我们在伦敦麦金托什总部与对方达成协议，正打算同去中国城享用午餐，传来了震惊世界的‘9·11’事件的消息。当晚，麦金托什邀请我们在伦敦再次观看《悲惨世界》，由于白天发生的灾难，许多观众没能抵达伦敦，剧场里几乎一半空座，现场气氛格外凝重。开幕前，广播要求全体观众起立为在纽约遇难的人默哀。站在略显空荡的剧场里，我心感哀伤：这个世界真是悲惨啊！”
2002年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在上海大剧院首演，工作人员与音乐剧创作团队合影（受访者提供/图）
2002年6月22日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在上海大剧院首演，包括鲍伯利和勋伯格在内的主创人员都出席了首演仪式。演出持续了3周，共21场，场场爆满，最后一场演出时，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观众。
“回想起《悲惨世界》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三周，中国观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们与西方观众产生共鸣，一样被这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所打动。”2025年“大悲”40周年重回上海大剧院，麦金托什也开始展望：“英语版《悲惨世界》已然是一大辉煌，而如今，我最大的愿望便是将其改编成中文版。中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演员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愿望就能付诸实践。”
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指出，2002年《悲惨世界》的引进，突破了中国观众对“音乐剧”的刻板认知。“音乐剧并不都是流行歌加踢踏舞加爵士乐，也不是每个演员都得会急口令和翻筋斗。音乐剧中最重要的是以具有戏剧意味的声乐演唱完成对角色的塑造。”
随着现场乐队奏响经典序曲，木质街垒造型的灯架缓缓升起，雕塑般的舞台布景随之铺展，将观众瞬间拉回19世纪的法国巴黎。在两个半小时的音乐会版本演出中，一曲曲承载角色命运和时代悲欢的旋律接连响起。芳汀哀婉地追忆《我曾有梦》，唱出她心中对温柔世界的渴望；小珂赛特以纯净通透的童声演绎《云端城堡》，雨果笔下的孤女形象瞬间鲜活；爱潘妮孤单地行走在巴黎街头，《独自一人》承受着单相思的苦楚和折磨；冉阿让以醇厚嗓音裹挟着无限牵挂，《带他回家》宛如灵魂深处的祈祷，将他的挣扎和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；第一幕的“终曲”在冉阿让的领唱下，所有角色加入合唱，多重声线交织，《只待明日》的力量感穿透全场，将起义前夕悲愤昂扬的气氛推向高潮……
“这部剧让我震撼的是，初听你可能觉得它和其他音乐剧一样，有些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故事也由名著改编，但若仔细分析，你发现它的音乐架构是交响乐式的。”陶辛以剧中歌曲为例解析道，“《悲惨世界》的音乐构造，实际由两大核心材料组成。一是开场那段旋律，整个戏的大部分歌曲都由它演化而成，包括神父的慈悲主题和冉阿让的救赎主题，甚至小珂赛特的那首《云端城堡》。这是古典交响曲的思维，用一个简单的音乐材料去生成不同的主题。交响曲还有个特点，通常有个对比主题。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个称为‘苦难’主题，这部剧里还有个‘梦想’主题。你肯定会想到芳汀那首绝唱《我曾有梦》，其实沙威那首《繁星》也由这个旋律变形而来，沙威也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不是纯粹的坏人，所以‘梦想’主题同样赋予了沙威这个角色。再往后那首重要的合唱《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？》，‘梦想’主题的分解接续‘苦难’主题，在这首歌里两个主题合在一起了。当我发现这点时，叹服不已，一个音乐剧可以写成这样，藏着这么多东西！所有这些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出丝丝入扣、引人入胜的音乐戏剧效果。与那种‘动听’曲调大串连的结构相比，这部作品要复杂和‘严肃’得多。所以，《悲惨世界》这部剧在我心中占据着‘没有之一’的No.1，至今依然如此。”
除了音乐，《悲惨世界》的舞美灯光设计也堪称一绝。在战斗场景中，急促闪烁的冷光交织穿梭，模拟出枪林弹雨的紧张对峙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巴黎街垒现场；演员独唱时，暖黄光晕包裹周身，明暗随歌声起伏而变化，渲染出人物的细腻情感……每当剧情触及心灵深处，一道象征希望的净光倾泻而下，呼应《悲惨世界》爱与救赎的核心主旨，作品的舞美与剧情、音乐契合。陶辛评价：“在对雨果原作的转换上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似一部立体的多媒体连环画，既保留了原作的故事框架，又展现了剧场艺术张弛有度的叙述方式……准确传达了这部现实性、寓言性和预言性兼备的宏篇巨作的基本精神。”
“曾几何时，人们善良真诚，言语温柔、笑容诚恳；曾几何时，爱情盲目冲动，世界像一首歌，歌中欢欣鼓舞；那样的时光，如今却消失无痕……”
2009年，一位名叫苏珊·博伊尔的歌手，在黄金时段的电视选秀节目中演唱了《我曾有梦》，如泣如诉的歌声打动了全球观众，大家才意识到，这首耳熟能详的金曲源自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。“我曾有梦”的苏珊大妈红遍全球，“大悲”里的曲目也成了真正的“流行金曲”。
观众是戏剧的命脉。许多人少时与它相遇，多年后再次走进剧院。对这些怀揣梦想的观众而言，《悲惨世界》不止是一部音乐剧，更是自己人生某个重要时刻的一段旅程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
来自北京的陈先生是2002年首演的亲历者。2025年岁末，他特意带着刚上高中的女儿再来赴约，手里还攥着当年泛黄的节目册：“23年前我挤在剧场里，连加座都觉得珍贵，如今带着孩子看40周年纪念版，熟悉的旋律一响，两代人的青春都有了共鸣。”一位母亲（网名“周可温读”）出了剧院就激动地写道：“这个23年前作为准妈妈看中国首演的女士，如今已经带着大学毕业的儿子来重温。”
观众中，既有为人父母者携子女追忆往日情怀，也有年轻的“大悲”铁粉。一位从武汉赶来的“00后”剧迷小夏，不仅几次入沪刷了七场不同卡司的演出，还购买了上千元的衍生品：“这次上海之行就是专属我的‘大悲朝圣之旅’，我会永远珍藏和反复回味！”
拥有“大悲”情结的剧迷覆盖了不同年龄层。音乐剧爱好者（网名“都灵板蓝根”）追忆：“从初中认识音乐剧，到高中语文课上以自由的主题介绍这部史诗，再到今夜上海大剧院里最后一个音符落下——我终于在《悲惨世界》40周年音乐会现场，完成了这场贯穿整个青春的奔赴。”网友“郑茹心zrx”在人生不同季节走进“大悲”：“第一次看《悲惨世界》是在高中时，爱的是剧中人物胸怀壮志、无畏抗争的精神；10年后再看《悲惨世界》，爱的是剧中人物即使在苦难的包裹之下，依旧能够做出爱与善良的选择。”
2002年《悲惨世界》首登上海时，国内音乐剧市场尚处萌芽阶段，西方经典音乐剧对多数观众仍是新鲜事物。彼时，《悲惨世界》的演出堪称“音乐剧启明星”：多数观众首次踏入剧场，不少人的音乐剧认知便始于这部经典之作。
“2002年我12岁，此生观看的第一部音乐剧就是《悲惨世界》。那天下着特大暴雨，我上完钢琴课，我的钢琴老师带我来到上海大剧院。大雨里撑着伞，她求黄牛卖给我们一张500块钱、三楼最边上的票，因为再不买就进不去了。要知道，那年最后，《悲惨世界》连站票都被抢光了！”青年音乐剧导演、制作人周笑微追忆少时初看《悲惨世界》的经历，“我当时英文并不好，但看到最后，冉阿让临死前，躺在修道院的一张摇椅上，像根将残的蜡烛，他想起这一辈子遇见的人：他救过的芳汀、一路追杀他的沙威、他视如己出的珂赛特……最后所有人都出现，包括那些死去的亡灵，那一场我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然后我跟旁边的钢琴老师说：以后我就要做这个（音乐剧）！12岁那年许下的愿望，成了我这辈子追寻的目标。”
从剧院出来，周笑微对《悲惨世界》念念不忘。一日，她在电视上看到有节目介绍这部音乐剧在上海演出的盛况，“里头正播放《24601》《带他回家》等经典唱段，我赶紧用当时学英语用的复读机录了下来。”此次重温“大悲”沪上演出，周笑微将这盘“古董”磁带翻了出来。如今的她致力于推动中国音乐剧产业发展和中美行业交流，已参与多部百老汇音乐剧的译配和中方的执行导演工作。
2002年，费元洪在上海大剧院给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工作期间，在后台与扮演冉阿让的演员寇姆·威尔金森合影（受访者提供/图）
对行业从业者来说，当年《悲惨世界》带来的更是观念上的震撼和洗礼——其成熟的艺术架构、市场运作模式，不仅打破了当时演出市场的多项纪录，更让海内外戏剧从业者清晰看到了音乐剧在中国的巨大潜力，成为中国音乐剧市场名副其实的“破冰者”。
“《悲惨世界》在我的人生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剧目，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都不为过。”2025年岁末，资深音乐剧人、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发起人费元洪（现任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）再次观看了《悲惨世界》，感慨万分，“依然震撼！这样高级的作品配上极其精良的制作，呈现出来的状态令人难忘！”
2002年，费元洪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研究生。《悲惨世界》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时，剧院邀请他参与歌词译配并负责现场字幕操作。“接到这个任务，我满心欢喜，因为《悲惨世界》来上海前，那时大街小巷卖的DVD、打口碟已深入人心。我一路哼着《悲惨世界》的曲调、骑着自行车回家。那年正式演出21场，加上两场彩排，我一共打了23场字幕，连续看了23场。当时打字幕的地方是在剧院11排边上靠近贵宾通道的一个角落，我融入现场，观感极好，距离也近，看得非常过瘾，常边看边流泪，我差点因为看剧入迷忘了打字幕。”
连看23场后，“我就彻底入坑了音乐剧。当时我的专业是通俗音乐研究，我就跟导师商量，毕业论文想往音乐剧方向转。可能内心也感到这是个较有发展前景的领域，因为它融合了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等各种元素，感觉这个世界很大、很丰富。几年后我更意识到，《悲惨世界》在中国音乐剧界是个里程碑式的存在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它对中国音乐剧的发展和作用更凸显出来。能遇上《悲惨世界》，是我的幸运。”
《悲惨世界》的破冰效应持续发酵，自2002年引进后的十年间，《音乐之声》《剧院魅影》《狮子王》等经典作品相继登陆中国，进一步拓宽了中国观众的艺术视野；《妈妈咪呀！》《猫》《剧院魅影》等作品的中文版更是迅速打破语言隔阂，让观众更易走进剧场；近年来，除了百老汇音乐剧，中韩音乐剧、德法音乐剧也渐渐被中国观众接受和喜爱。2011年左右，费元洪投身以音乐剧演出为核心的上海文化广场的工作。十多年来，上海文化广场已然成了音乐剧演出的重要地标。2025年岁末、2026年年初，在上海文化广场，德语原版音乐剧《伊丽莎白》刚圆满收官，紧接着又将迎来法语原版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回归……
“社会问题不受国界限制……只要有人陷于无知与绝望，只要有女性为了面包出卖自己，只要有孩子无书可读、缺乏温暖，《悲惨世界》便会敲门而入——开门吧，我是为你而来的。”
雨果生于1802年，卒于1885年。他与他笔下的冉阿让一样经历了“法国大革命”的余震。1830年，查理十世的高压专政触发了七月革命，被迫退位，路易·菲利普加冕为王，但阶级对立依然剑拔弩张。经济萧条笼罩了城镇和乡村的每个角落。1832年，一场霍乱在巴黎的贫民中蔓延开来，也夺去了拉马克将军的性命，他是保皇党的死对头，是人民的好朋友。他的葬礼成了导火索，学生和工人在悲愤中筑起一座座街垒，呐喊、起义——这一幕作为高潮，被雨果写进小说《悲惨世界》，也被鲍伯利和勋伯格谱成了音乐剧的最强音。
“你是否听到人民在歌唱？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答案越来越响亮，也越来越清晰。
“政治敏锐和人文关怀兼而有之，是鲍伯利与勋伯格这对黄金组合身上最突出的才华。”导演卡德评价，“两位对政治和社会的洞察都极为深刻……真正在他们心底燃烧的是对艺术的追寻、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弱者的同情，尤其是那些受外部环境影响而痛苦不堪的人们。”
对于导演纳恩和卡德而言，弄清楚学生为何愤而起义，是排练期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底层百姓、贫苦众生必须活生生地在舞台上行走。那些饰演乞丐或的群演要为角色起名，具体想象其身世和过往经历。“我们希望他们能更线世纪的人，”卡德回忆，“要变得更贫穷、更匮乏、也更绝望——比20世纪衣食无忧的演员所能轻易想象的程度更甚。”
两人在某次排练中安排了一场关于雨果、法国以及原著小说的长谈。那场谈线点半，结束时，整个剧组的人都东倒西歪、疲惫至极，直到扮演“小伽弗洛什”的儿童演员突然调皮地开口：“你们方便再说一遍吗？”把大家逗得笑翻了。也许是因这段插曲，观众后来看到，演出中场休息前，舞台给了这位“小革命者”一段充满氛围感的独白，以他的纯真良善对比街垒之战的血腥暴力。
今天，无论这出剧走到哪里，最具代表性的宣传形象，始终是那个发丝凌乱、楚楚可怜的小珂赛特，瘦弱的她眼神迷惘，手握一把大扫帚，孤单地伫立在街头的水洼中，这幅画出自埃米尔·白瓦特为1862年《悲惨世界》首版小说所绘的插图。这个动荡时代的无助孤儿触动了无数人的情绪和心灵。
《悲惨世界》的观众跨越了国界和阶层。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在2004年邀请该剧于温莎城堡演出，以纪念英法协约签订一百周年。麦金托什回忆那次献演，唯一的遗憾是女王意犹未尽。“一切进行得太顺利了！她根本不想离开。但我们没准备更多，只好再重唱几首。”
正如雨果本人所言，《悲惨世界》的政治精神虽然源自1832年巴黎起义中的街头动乱（最终延续至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），却以超越时代和疆界的姿态，与全球各国人民的情感和政治诉求产生共鸣。1992年，比尔·克林顿首次参与美国总统竞选。这位曾是管乐队首席萨克斯乐手的总统候选人，特意选了《只待明日》为其竞选活动增光添彩。
40年间，世界历经变迁，但人们对良善的坚守、对救赎的渴望、对希望的追寻从未改变，这正是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能够穿越时空、持续打动观众的魅力所在。诚如麦金托什所言：“自从雨果写下这部小说，《悲惨世界》便始终是大众的宠儿，而音乐剧的诞生与传承，也恰如其分地延续着他那伟大的遗产。它是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音乐剧——人们创造它，人们拥有它，一代代人接力前行，加入这场共同的‘征途’，只为确保那句誓言永远生效：‘明天总会如约而至。’”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来自阿根廷，拉美及西语世界对雨果原著和冉阿让这个角色的理解，与欧洲有何不同？
杰罗尼莫·劳赫：是的，我来自阿根廷，这是一部具有普世情感的经典作品，我想人们对“悲惨世界”的理解基本是共通的。也许不同的语言在情感表达上略有不同。我们拉丁人更热情，表达情感时也许有更多肢体语言。表演这部音乐剧时，我被要求略微克制，也许更英国派一些？我在伦敦演过这部作品，我欣赏英国人的内敛。
这个角色是我生命中的一份礼物。这是我第三次扮演冉阿让这个角色，先是西班牙，然后是英格兰，这次世界巡演，我又来到了中国，感恩这一份馈赠。
杰罗尼莫·劳赫：太多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难演的角色。在我更年轻的时候，整个故事的表演对我来说都非常困难，无论是演唱还是肢体表演。如今我差不多步入中年，不像开场白中那么年轻，也没老到垂死的样儿。但整个旅途非常艰难，这个角色对人声的要求非常高，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没有几个人能演冉阿让。我们这一小群扮演者彼此都认识，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。扮演冉阿让的我们不少也扮演《歌剧魅影》里的“魅影”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能够扮演冉阿让是我们的荣幸。
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，可能我已演了几百场，但对观众而言，或许是他们第一次观看这部音乐剧，要给他们独特的体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始终在能力范围内保持极高的水平，这是最难的。我们需要奉献给观众最好的声音和情感表达，这是每位音乐剧演员都面临的挑战。我们就像体育运动员，极其自律，时刻准备着呈现出最佳状态。你看到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每天都在训练，为比赛做准备。我们也一样，每周7天，我们夜里不去酒吧、派对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放松我们的肌肉，时刻关注我们的嗓音和健康。
《悲惨世界》本身就是个动人的故事，这出剧又有了最好的音乐，对演员的要求很高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经历这些音乐和跌宕起伏的情感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每次演唱那首经典咏叹调《带他回家 》时，你内心的情感支点是什么？
杰罗尼莫·劳赫：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祷告，它真正的歌名是《祈祷：带他回家》，当我们祷告时，我们向上帝祈求，为他人代求。如果没有对象，你的情感就不是真的，所以每次演唱这首歌曲时，我会借此祈祷，不只是歌中的“他”马吕斯，我会为亲友祈祷。例如这次在上海演出，我的一个朋友失去了亲人，我演唱这首歌时想起他，我就为他祈祷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曲对每个人来说都如此感人，因为我们渴望这种真诚的情感。我发现祈祷是最接近真实的方式。每次开口演唱这首歌曲前，我会静默，想下某个我要为之祈祷的家人或朋友。我自2010年开始演唱这首歌，我最动情的几次演唱通常是我在为某人祷告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沙威是冉阿让戏剧冲突中最直接的“对手”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命运的“镜像”，如何理解两位主角的关系。在与沙威的对戏中，你如何构建这种既对抗又互映的张力？
杰罗尼莫·劳赫：这是一次深刻的对话。我不认为沙威是冉阿让的敌人，他代表着过去，每一次他的出现都在提醒冉阿让过去罪犯的身份。但自从改名以来，冉阿让一直在行善，他一生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为了避免回到过去。
这段音乐写得非常好。我以独白开始，他以独白结束，并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。我走向平和良善，走向上帝的律法，他偏离了上帝的律法，最终走向自杀。这段对唱象征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：沙威象征着法律，但却走向了破碎灭亡：冉阿让本是伤痕累累几近绝望的破碎灵魂，最终却走向对人心的启迪。
可以想象那些日子卡梅隆冒了很大的风险，把所有这些人聚到一起，这就是制作人所做的，感谢上帝，他做到了！
在整场演出中，观众可以与许多角色产生共鸣，它就像在你面前竖起一面镜子。现在我是冉阿让，但我也曾是珂赛特；噢，这会儿我在跟德纳第对话——我恨这个恶棍，但我有时可能也会做些伤人的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它在全球各地风靡至今，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人类的痛苦和软弱，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学到功课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在上海演出这么长时间，你对上海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？有什么难忘的观众互动吗？
杰罗尼莫·劳赫：很多观众知道我们演出结束后吃夜宵的地方，他们会过来与我们互动。我还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你在我化妆室门上看到了吗？一面锦旗，上面用英文写道：你是超级好奶爸！因为剧中珂赛特一直叫我“爸爸”。此外，我还收到了观众给我的从阿根廷进口的马黛茶，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开心，它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。
杰罗尼莫·劳赫：这是冉阿让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，“请记得那个曾被言说的真理——当你去爱他人时，即见上帝的荣光。”
南方人物周刊：与扮演英雄角色相比，扮演沙威这样一个接近反派的角色有哪些挑战？表演时有哪些独特的满足感？
杰瑞米·赛康伯：我认为刻画沙威最棒的一点是，许多人视他为坏人，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。对我来说，从一个真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，而不是竭力渲染他的“坏”。我不相信他是坏人，我要演出他的“真”。
他的信念是，如果你做错了，你就得承受后果。当我们开始演出这部剧时，我就提醒自己调整心态：必须从一个真实的角度来看待沙威。其实扮演任何角色都是如此，你必须找到关于这个角色来源的一些真相。我曾演过“理发师陶德”这样有严重性格缺陷的杀手，但沙威这个人只是把一切都看成非黑即白的，坚持认为冉阿让做错了，必须面对犯罪的后果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出演沙威时，你如何构建他的内心世界，使他成为一个可信、甚至在某些层面值得尊重的人？
杰瑞米·赛康伯：这部作品与信仰有关。我第一次演出这部音乐剧时，导演对我阐释道，冉阿让代表《圣经》中的新约，沙威则代表了旧约——满是怒火和硫磺的严酷的律法主义，没有救赎，一旦做错，你会永远犯错，没有回头路。
我带着那种非黑即白的心态进入这个角色：认定冉阿让是个罪犯，他从监狱出来，得到假释，然后又违反假释，撕毁了他的黄色通行证，这就是问题所在——他又做错了！因此，他必须面对严重的后果。
杰瑞米·赛康伯：我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扮演这个角色，现在比第一次扮演这个角色时老了十多岁，（笑）心态和经历都会发生改变。我觉得自己比年轻时演这个角色更刚硬了，我可以很自如地呈现沙威的这种刚硬和冷漠，因为我相信他是个非常硬的狠角色。他走进来，站在那里，看着一切，做出果决的判断，就像一只狼。所以码头那场戏，在他看来，就是芳汀袭击了那位先生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就是错了！毫无怜悯之心。
杰瑞米·赛康伯：我认为最大的误解是，欧美观众都把他看作坏人。但我在中国演出结束与观众交流，我发现中国观众在谈到沙威时非常兴奋，他们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，看到了他的真实。他们非常了解沙威这个角色，对此我深感欣悦。而且，我发现中国观众对雨果的这部小说非常熟悉。我个人很喜欢小说原著，我发现这部文学作品在中国观众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在上海55天这种沉浸式的长期驻演，你与观众有何难忘的互动？
杰瑞米·赛康伯：来之前我从没意识到，中国居然有这么多人对这部小说有着惊人的亲近感。演出结束后有些签名活动，我每晚都会去场外与观众互动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们让我签名的小说数量惊人！你知道，雨果的这个大部头不那么容易读，我不知道世上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这本书，但似乎中国观众确确实实是因为喜欢这本小说而来，这真是太棒了！
在上海演出期间，我还收到发给我的几面锦旗。中国观众赠送了许多礼物，太慷慨了！不可思议的是，不少观众反复来到剧场，一次又一次地来看演出，他们真的对它欲罢不能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把自己扮演的沙威比作一头狼，整出剧中，你有没有挖掘出这头“狼”最“柔软”的瞬间？
杰瑞米·赛康伯：剧中有几个场景，其实呈现了沙威隐藏的软弱。尤其是当他与冉阿让对抗时，他内心充满挣扎，是有点慌乱的。音乐剧中关于沙威的背景呈现不多，但如果你去看小说原著，沙威生在监狱，母亲的身份类似，父亲是个苦役犯。他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刻板和廉正的特质，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阶层，他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仇恨。他来自那个“悲惨世界”，他想把自己拽出那个世界。在他眼里，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。小说的这些背景就像一道闪光，你可以借此看见沙威的内心世界，但在音乐剧里这些被省略了，直到冉阿让在街垒一战时显出对他的仁慈，把他放了，沙威突然不知该如何应对了。我认为在这个时刻，他几乎崩溃了，因为这不是他所相信的，突然间有人表示出了对他的同情。“救赎”和“怜悯”是这部剧的核心主题，当这一切发生时，沙威突然间失控了，他的所有信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，这让他极其困惑，在我看来，这一刻也显示了他“柔软”的一面，他坚硬的外壳裂开了。是的，你看到——他是一只受伤的狼。
杰瑞米·赛康伯：关于这个问题，在过去这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。我个人算不上虔诚的信徒。我知道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冉阿让最后唱的那句“去爱他人，就会看到上帝的荣光”，毫无疑问这是一句非常美丽的歌词。最早接触这部剧时，我也很喜欢这句歌词，它很诗意，恰恰又在冉阿让临终时唱响，当你在剧中经历了所有死亡，最后出现这样一句话，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。
但冉阿让在那首《我是谁》中还有句歌词，“如果我发声，我会被定罪。如果我沉默，我会被诅咒。”他要在这两句歌词间做出决定，显然两种情况都很糟糕，但他选择了大声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不想看到另一个男人替他受罪，我认为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歌词。这里呈现了一种人性的挣扎，许多人所面对的严酷现实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扮演芳汀这样一位承受多重苦难的女性角色，最大的情感挑战是什么？
夏纳·休伊特：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每周扮演这个角色多达八次，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。我必须不断提醒自己，作为一个人，即使她经历了巨大的苦难、创伤和痛楚，她仍然充满盼望、坚守信念、心中有爱。
我必须承认，扮演了这么多次芳汀后，那些创伤和故事沉重的部分也会留在你的身体里。有时我发现自己会变得太沉重，偏离了起初忠实于她的故事情节。要知道，她是充满希望的，经历创伤但仍然选择了爱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是持守她身上的光和爱，不要让自己跌入创伤和痛苦中，一蹶不振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《我曾有梦》是音乐剧史上著名的悲歌，需要演员在极度脆弱中爆发巨大的戏剧张力，你是如何准备这首经典歌曲的？
夏纳·休伊特：有趣的是，因为有时我们有日场演出，这意味着我要在开场没多久就演唱一首最经典、最难的歌。我要确保自己在那时已经做好了暖嗓。在这出剧中，很多角色在第二幕中有经典歌曲要挑战，但对芳汀而言，开场没多久她就有这出“重头戏”，然后她就慢慢死去，我必须确保自己身心都做好了准备，试着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真诚地讲述她的故事。
《悲惨世界》已经演了40年，到今天这个故事仍吸引着全球观众，因为它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我们从前听到的版本，加入的每个成员都有他或她特殊的嗓音和特殊的表演天赋，使每一版都焕然一新。我认为这部剧的神奇之处在于，每次你看它时，它都略有更新，有点像挑战，又令你兴奋不已，我试图以我的方式来描绘芳汀，这样观众就能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她。
夏纳·休伊特：许多人说，我看过这个剧很多次了，过去总认为芳汀是非常悲伤和脆弱的，是个有点软弱的受害者，但每次看你的演出，我看到了一个坚强而有韧性的芳汀，她经历了苦难，但仍选择站起来反抗并战胜这一切。他们表示，这是一种与他们以前看到的非常不同的演绎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回馈，这正是我想要实现的。
夏纳·休伊特：是的，当然！我认为整个《悲惨世界》都是非常当代的，因为它是永恒的。这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，同时又是一个关于宽恕、救赎、生命完整的故事，揭示了如何获得和给予第二次机会。我认为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——对他人给予更多怜悯和宽容，就像芳汀和冉阿让，他们给出的是一种牺牲的爱。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极度推崇自我中心，这个故事展示了一种牺牲的爱。
夏纳·休伊特：中国观众与欧美非常不同，他们比其他地方的观众热情多了，他们真心热爱这部音乐剧，这种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我在荷兰，荷兰观众也喜欢这部作品，但荷兰人相对保守。在上海，中国观众如果喜欢，会跑到你面前尖叫欢呼，我深受感动。
夏纳·休伊特：我希望观众会想想那种牺牲的爱，在生活中试着为他人着想，学习操练爱人如己。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美丽的提醒。你看，沙威是律法主义的，你犯了错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但冉阿让呢，他选择了原谅……冉阿让的行为，真正激活了宽恕和关爱他人的涟漪效应，这也是我希望带给中国观众的。
夏纳·休伊特：应该是我和冉阿让一起合唱的最后那句“当你去爱他人时，即见上帝的荣光”。对我来说，这就像用一句话统领了整个故事。当你去关爱他人，你也传递了上帝的爱，在我看来，这也是我们在此演出《悲惨世界》的目的。
（参考资料：《开启音乐剧〈悲惨世界〉创作之门——鲍伯利和勋伯格的音乐剧世界》《悲惨世界：文学、舞台与银幕》《音乐剧〈悲惨世界〉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》上海站场刊等。）
